王鳌伪造假抄家清单始未 (第1/2页)
　　
　　全文要点：
　　
　　一、刘瑾没那么多银子
　　
　　二、王鳌笔记没被篡改
　　
　　三、王鳌不是笔误而是有意编造
　　
　　四、王鳌编造的原因与目的
　　
　　附录：
　　
　　1、王鳌伪造的刘瑾抄家清单
　　
　　2、真实清单及推测
　　
　　3、刘瑾案处理结果
　　
　　4、王鳌造假的时间与诱因
　　
　　5、王鳌造假清单的唯一性
　　
　　6、为了见皇帝，什么都可以操作
　　
　　7、娃娃皇帝让朝臣恐惧
　　
　　正文：
　　
　　明代常委级高官王鳌伪造刘瑾抄家清单的政治策略
　　
　　一，刘瑾家没那么多银子
　　
　　历来研究明清经济史、中国古代金银货币总量的人,很多人所依据的一个重要史料本源，就是王鳌《震泽长语》里摘录的刘瑾抄家副本。
　　
　　在这个副本里，光是抄刘瑾的家，就获得了金一千二百多万两、银二亿六千万两左右。这个数字的真实可靠性，一直都让明清当时的史学家质疑。现在人们有更详实的经济数据，自然更怀疑其真实性。
　　
　　中国古代的银矿银冶，最早可追踪到新石器。但在唐代以前，数量极为稀少。汉代四百年，常用贵金属大多数时候是黄金。最近挖掘的海昏侯墓里头，金的数量很不少，但银却罕见。
　　
　　唐代元和年间的白银年产量，有十万两。这是最早的一次年产记录；此后，宋代元丰年间的年产量达到二十几万两；辽代坟墓里银制品、史料里银矿征银税，都偶有零星记录；元代忽必烈铸银元宝五十两为一锭，这是银元宝的最初来源。元宝者，大元通宝也。
　　
　　明代初期，占全国产量七八成的福建浙江两省的银产量，每年在十一万两至十五万两之间。但这一时期，因为要推广大明宝钞，曾长期禁用金银交易。唐宋元代对外贸易数量是巨大的，元朝的对外掠夺也可想而知是惊人的，明代初年郑和下西洋，也每次都有大量宝货输入的记载。
　　
　　元明鼎革之际，东南海商沈万山号称家财巨万。张士诚陈友谅等元末农民军，也都广积金银。
　　
　　明太祖朱元璋逐鹿天下最后定鼎，这些金银财货，最终也就全都落到朱明手里。
　　
　　这些历史积累、现实开采、对外贸易、掠夺等等来源不同的金银财货，最终构成了大明朝的贵金属金银实物总数。
　　
　　大概有多少呢？
　　
　　唐宋之间的历史累积总量，应当在五千万两之下。宋代虽然有万两购豪宅的史料记录数条，也有每年向辽夏金输岁币的记录，靖康年间更有大送贿金人以求退兵的记录，但到宋末，白银实物总量肯定不可能达到亿两级数。
　　
　　元代的银两总数，则肯定过亿两。到了这个时代，才真正称得上是进入了白银时代。
　　
　　明代早中期通过继承累积、搜刮掠夺、贸易等等，累计数可能达到过亿两。但无论如何，也很难支撑刘瑾的家产高达近二亿六千万两白银，这样一个详细而又庞大数目。
　　
　　刘瑾家不可能有这么多银子?
　　
　　那么，问题来了。
　　
　　几乎三元及第、担任过明代政治局委员级别高官的当时人甚至当事人，明代正德年间的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王鳌，他是否会在《震泽长语》这本私人笔记里头，不厌其烦地有意编造这么一则内容详尽的假抄家副本呢？
　　
　　或者王鳌抄录的这个史料本源，是否受到过后人篡改？
　　
　　或者王鳌的记录本身，是否存在误记、错记的瑕疵？
　　
　　这三者有不同，但都有可能让这份史料本源失去其价值。
　　
　　王鳌笔记所抄录数据的真实性存在瑕疵，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
　　
　　二、王鳌笔记没有被后人篡改
　　
　　王鳌所抄写的这则记录，列在他的私人笔记《震泽长语》里的‘杂论’条目下。在同书前面的‘食货’条目之下，王鳌有更为详尽的明代早中期户口税收钱粮数字。
　　
　　这些数字，都显示出这位曾担任过户部尚书的高官，有着相当的数目字敏感，也具有极佳的技术官僚功底。他能够拿数目字来说话，而非一味空讲圣人经义。
　　
　　王鳌在刘瑾的抄家副本之后，又并列了嘉靖初年清查正德皇帝后期财政管家钱宁家财的抄家副本。这则清单的内容更为庞杂，也极其详尽。
　　
　　仅仅在短短十年时间之后，同样身为明武宗财政管家的钱宁，他被抄家时，抄家清单副本上的最大数目字就已经急剧缩水，降为数百万不超千万这一数量级。
　　
　　这里有个细节需要人们注意。
　　
　　这本书里对钱宁的用名，仍是正德皇帝明武宗赐国姓的‘朱宁’。
　　
　　这个细节很关键。
　　
　　它显示了这本笔记的时代特征，也揭示了这本笔记在被收录入乾隆的经史子集文化清洗事业时，没有被精心造假。一一大概没必要，不需要，不值得。
　　
　　为何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因为后来的其它正规史料，朱宁已经恢复了原姓，都用的是钱宁。王鏊笔记这里，却依旧采用赐国姓的朱宁。这就很容易让阅读资料的人产生疑问一一‘这朱宁是谁呀？’。然后，阅读者、引用资料者在比较探究之下，就很可能会想起朱明国姓这个概念。而这是引起过、能引起文字杀头案的。这本笔记里没有改成钱宁，说明文化清洗的屠刀尚未杀到这里来。
　　
　　须知，明清史学家对这则史料是有较多引用的。这一条不更改，说明这本笔记未被清代文字狱的屠刀篡改的可能性极高。
　　
　　当然，如果你一切都要怀疑，那史料里头就没有不可怀疑的了。
　　
　　如果王鳌这本笔记并没有被最可能篡改的后人篡改，那么这则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抄家清单记录，其数据真实性上明显存在的瑕疵，究竟是笔误所致，还是王鳌有意伪造所造成的呢?
　　
　　三、王鳌不是笔误，他是有意伪造
　　
　　王鳌在正德嘉靖时代、在退休后、在苏州乡下，他有资格、有能力获得这样两本抄家副本吗？
　　
　　应该说，他是有这个资格和能力的。他有兴趣获得吗？也有的。这可以从他在同一本书里前面《食货》条目下，显示出的他对数目字的敏感兴趣可见一斑。
　　
　　一个对此类问题感兴趣的退休大佬，又有资格有能力获得这样子的副本，那么，他所写下的这则记录，其真实可靠性本来应该有一定把握。
　　
　　但结果却偏偏是它的真实性完全不可靠。
　　
　　那么，王鳌有必要有意为之地在这个问题上造假吗？
　　
　　他抄写的这份惊人的、后人怎么看都不可思议的记录，应该连他自己都难以相信。他能公然做到面不改色地、详尽地、不厌其烦地细细造出这样一份假档案吗？
　　
　　按常理推断，似乎很令人怀疑。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是笔误吗?
　　
　　应该说，这则记录确实存在有可能笔误的地方。
　　
　　这份抄录在王鳌笔记中的档案资料，很可能将银两实物的锭，与大明宝钞的锭，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了。
　　
　　如果笔记中那‘五百万锭’的元宝银两，是五百万锭的大明宝钞；而后面的九百多万两银子，才是真正的银子实物。那么，这份记录的金银实物数量，都会一下子降低到百万数量级，最多千万数量级。其数据真实可靠性，也就大大增加了。
　　
　　这是最大的笔误可能。
　　
　　在这份记录里，刘瑾的资产里头，居然没有一分钱的大明宝钞！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须知，此时的大明宝钞，依旧是具有市场货币效力的国家法定货币。刘瑾作为替明武宗背黑锅的财政管家，在他家里，居然没有一分钱的大明宝钞！这本身不正常。
　　
　　但更可能的，王鳌并非笔误，而确实是他有心故意造假。
　　
　　因为笔记中所抄写的银元宝的锭和银子的两，这两者的记录区分十分明显。清单上明确地写清楚了，那五百万锭的就是元宝银。总数里，他更是特意明确地计算出了二亿五千九百多万两（每锭元宝五十两）的天文数字。
　　
　　对数目字敏感的王鳌，完全没必要在这里显示他自己的计算错误。
　　
　　这个数目字，无论如何，现代人也好，明清当时的史家也好，都是质疑的。所以，后来引用这则资料的人，许多人都自动修改更正。
　　
　　当过户部尚书对数目字有敏感的王鳌，他自己显然也不会相信这个数据。
　　
　　那么，他为什么要造这个假呢?
　　
　　四、王鳌造假的原因与目的。
　　
　　早在正德四年的年中，王鳌就主动要求辞去内阁职位，一再上表申请退休。当时，他担任的是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贵为朝廷三辅臣之一。级别相当于如今的政治局委员，甚至更高。
　　
　　他退休时的身份有点儿特殊。
　　
　　他与刘瑾及其党羽有矛盾，但双方当时并没有彻底撕破面皮。他并不是被刘瑾批斗后赶走的，而是他自己主动求去。
　　
　　他从朝堂走后，没几个月，正德五年，便发生了刘瑾谋反案这一震惊朝野的空前大案。
　　
　　刘瑾谋反案被清理时，王鳌的身份，并不是与刘瑾做过斗争的当时政治正确的受害人。他只是提前逃了出来的旁观者。
　　
　　刘瑾最后是以谋反大罪被处以千刀万剐，足可见当时明武宗正德皇帝的愤怒、震惊或恐惧。
　　
　　刘瑾不是被反腐运动所清扫而倒掉的，他是因为所谓的‘谋反’重罪而被诛杀的。
　　
　　封建皇权时代，为了防止局势持续动荡，许多朝争权斗、谋反大案，最后都是用贪腐罪名掩盖下来，大事化小，以维护统治集团的表面安定团结局面。
　　
　　但刘瑾案，本来只是严重的贪腐问题。他的过度贪婪，损害了众多内廷外朝各方利益，引发了激烈的内部倾轧。他被敌对的众人成功干翻后，却反而贪腐问题小事化大，明确地被搞成谋反特大案的首犯。因为贪腐罪名并不足以让他被处死，他是为皇帝背黑锅的财务负责人罢了。
　　
　　刘瑾所犯的最大罪状，是他待在正德皇帝身边伺候时，身边常带的团扇里头居然有匕首两把。而他也一度被各种栽赃。比如，以‘诛刘瑾’为旗号起兵谋反被镇压的安化王，据说刘谨反而与之都有勾结牵连。
　　
　　他是一个谋反集团案件的主犯，而且居然还时时藏着刀把子呆在明武宗身边。这终于让正德皇帝彻底动了杀心，对他施以千刀万剐。
　　
　　这样一个谋反者，任何没有与他彻底洗脱关系的朝野大员，客观上都存在着将来被清算的可能。刀子什么时候落下不知道，只要你还没有被洗白，那迟早可能会被莫名其妙地卷入。
　　
　　而王鳌，正是这样一个尚未被完全洗白的、事先脱离出来的疑似关键人。
　　
　　王鳌修改这本笔记里头的此则记录时，已经是嘉靖初年了。到这时候，距离刘瑾案发案结案的时间都已过去十几年了。应该说，他已经完全没有危险了。正德皇帝都已经死了，刘瑾案与他早就彻底无关。
　　
　　他为何偏偏要在这种时候，平白地造一个弥天大假?他为何要以当时人乃至当事人的身份，不惜冒风险把他自己牵扯进当年刘瑾案、强行把并未完全洗白的自己与刘瑾案牵扯上呢？
　　
　　原因也许只能从封建专制时代朝臣的普遍恐惧心态出发，才可以略现端倪：
　　
　　新任的嘉靖皇帝，是个单干外来户。他要干什么，他会怎么玩，谁都不知道。这位明世宗朱厚璁一上台，就与朝臣们各种干仗。几年内，他就把老臣几乎清空，把朝臣几百人的屁股打个遍。而且，当初他一进京坐上宝座，便全盘认可了辅臣们清洗钱宁等正德朝的佞幸当权派的既定操作。这些动作，似乎都显示出新皇帝有很大的清洗、搜刮、抄家兴趣。
　　
　　于是乎，没有完全洗白的前朝老臣王鳌，收到了朝中消息后，他在千里之外的家中又陷入了思考之中。
　　
　　他把这样两份抄家档案摆在一起，将来如果有万一，只要有这个档案在，如果新皇帝注意到这个档案，那么明世宗的兴趣就可能会立即被转移过来：
　　
　　原来，当年刘瑾家抄出的资产，大头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从钱宁那厮家中抄出来的资产，连刘瑾的零头还不到啊！
　　
　　王鳌制造这份假档案，是为了迎合新皇帝可能存在的兴趣，更是为了转移自身或儿孙们将来可能存在的危险。
　　
　　嘉靖皇帝是承祧继位的少年天子。他即位之初，上层权力架构并不清晰。朝局较长时期内，一直都异常复杂，各种宫斗朝争政斗，此起彼伏甚至十分激烈。这种情势下，可谓危险重重。
　　
　　将来，如果他或他的儿子们莫名其妙地被可能政敌弄得被下狱，只要有这个档案资料在，新皇帝就很有可能会产生兴趣亲自咨询一下他（十几年前的当事人，有唯一清晰档案纪录的当事人）或他的儿子们：“刘瑾真有这么多钱啊？”
　　
　　他或他的儿子们那时候只需要回答：“老臣(或臣父当时)年迈，记忆错了，老眼昏花，这是笔误。罪臣(或臣父)把大明宝钞五百万锭，看作元宝银两五百万锭了。老臣(或臣与臣父)有罪，死罪！圣天子聪明，一眼就看出来了此中有误！”
　　
　　但他或他的儿子们，却将因此获得了一次被新皇帝亲自召见面谈的辩白机会！一一-这是对可能存在的未来被诬害误伤，所进行的一次必要政治防御。
　　
　　有必要吗？
　　
　　在朝局转换、政治持续动荡之际，不明嘉靖初期朝局动向走向、政治信息不清，身处离京城千里之外的苏州城中，谨慎的王鳌或许认为，很有这个必要。
　　
　　如果上述推测就是事情真相，那么这里就有一份考据学的成果了：
　　
　　《震泽长语》里记录的两份抄家档案，钱宁的那份，必为真也必须真！这则清单极尽庞杂、详实之能事，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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