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三章 文字狱案 (第1/2页)
　　
　　没到三天，紫苏就自愈了，而尹继善尽管得到了邵员外的精心治疗，却没有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精神，依旧浑身疲软，乏力得跟七老八十岁似的。
　　
　　这日，趁着邵员外把完脉的当口，尹继善才插话道：“这些日子着实叨扰了您，若是没大碍的话，小生还是离去较好。”
　　
　　“公子这就见外了，老朽治病从不只治半截，你在我这里也没什么叨扰不叨扰的，老朽也是一饱读诗书之人，这点待人之义还是有的，不过呢，公子好了后最好立即回去，免得给自己带来麻烦”，邵员外看着远处的山墙说道。
　　
　　尹继善见他的眼中露出了一丝担忧之色，似乎已经猜到这邵员外肯定遇到了什么烦心事，见他遮遮掩掩的自己反而更加好奇地问起他来。
　　
　　原来，听邵员外说，这江都县令看上了他家位于西山的一百亩水田，想要低价从邵员外手中购得，可这一百亩水田是邵员外祖上留下来的基业，因而在那个把祖宗看得很重的时代，邵员外是绝对不肯的。
　　
　　不过江都县令并没有死心，不知这邵员外是哪一次心血来潮跟几个好友去山中赋诗赏景竟无意间写了首怀古诗，而那首诗正好怀的是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县，江都县令发现了此诗便亲自上门来过问。
　　
　　江都县令亲自过问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么邵员外送田给他要么被治一个反清复明之罪。
　　
　　这邵员外虽有些怀旧但说什么反清复明确实有些冤枉，但他又不愿意将自己的祖产拱手送人，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这样僵着，不过这邵员外深知这祸事迟早都是要来的，所以在此之前已经将自己的子嗣全分在了各地，自己也隐居到了郊外。
　　
　　尹继善深知这文字狱在清朝十分泛滥，而且对其处罚的力度也是十分的大。
　　
　　早在康熙初年，就发生了著名的《明史》案，当时有个人名叫庄廷珑，家里面很有钱，钱多了就不知道怎么花，便想写一部《明史》，这样也可以像司马迁和司马光一样流芳百世。
　　
　　这庄廷珑也是说干就干，到处搜罗资料，寻访故人，大有当年太史公的遗风，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同乡朱国祯也曾写过《明史》，可其手中的《列朝诸臣传》等手稿还没来得及刻印就一命呜呼了，后来朱家衰落下来，急缺钱用，就这样一拍即合之下，庄廷珑便把这些手稿高价买了过来。
　　
　　也没有考虑什么版权问题，庄廷珑便在这些手稿上也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并补写了些崇祯年间的事情便刻印发行了。晚明出现的优良文化思想在那时还没有被完全阉割，所以里面倒也有颇多直斥清王朝的语言，因而在当时也是一本很红的书。
　　
　　没成想到的是，这本书被一阴险小人发现了，这阴险小人为求富贵便把此书告到了将军松魁那里，松魁交给了巡抚朱昌祚处理，朱昌祚又让学政胡尚衡处理，胡尚衡收了庄廷珑的重金后便没有追究此事。
　　
　　谁知这小人见没捞着什么好处便不死心，将此事告到了京城，从而掀起了大狱，庄家和朱家尽被屠戮，松魁被罢职，朱昌祚被处以绞刑，就连原礼部侍郎李哲文也因给这书做过序而遭满门抄斩，其间冤死者多达七十人。
　　
　　与此相关的还有康熙末期的“《南山集》案”，判死刑的就达三百多人。到了雍正时期，文字狱更是猖獗，而且不仅仅是因为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思想统治，更多的还是因为官场矛盾，毫无根据的诬陷和中伤，从而滥杀了大量的无辜之人。
　　
　　譬如雍正四年的，隆科多举荐的内阁学士查嗣庭在任江西主考官时因所出试题中有《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一句，便被人说成居心叵测，说“维止”二字意在削去“雍正”二字的头，雍正听闻大骂，便命人严查他，后来查嗣庭死于狱中，便被戮尸示众，其儿子也被处死，家属流放。
　　
　　类似情况还有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诗稿中因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一句而犯了大忌，被刑部以大不敬之罪处斩。还有乾隆时的胡世藻所作的“一把心肠论浊清”被说成是作战故意把“浊”字强加于清朝国号之上。扬州举人徐述夔的诗中有“大明天子从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一句便被解为有灭清兴明之意而被戮尸，就连礼部尚书沈德潜也因“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而被戮尸等等。
　　
　　文字狱案一成往往是家破人亡，诛连亲友，因而大多文人也就不敢再用“清风”、“明月”等常见于文学作品的词汇。甚至好些文人只能投身于考据中不敢言更不敢隐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